潘悦 制图
5月9日，广发基金发布公告，基金经理吴兴武因工作安排离任广发竞争优势混合基金，接任者为苏文杰。同日，景顺长城基金公告增聘柯海东为景顺长城鼎益混合（LOF）基金经理，与刘彦春共同管理。而此前的4月21日，唐晓斌主动卸任广发多因子、广发价值领航两只百亿级产品经理；4月底，葛兰将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基金交由代云锋管理，目前仅保留两只医药主题基金。
一系列人事调整的背后，是2026年4月1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《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正在重塑行业生态。新规要求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业绩考核权重不低于80%，且强制挂钩投资者盈亏与长期指标，“一拖多”模式面临终结，基金经理减负潮正加速行业洗牌。
减负进行时：知名基金经理批量“瘦身”
5月9日的两则公告颇具代表性。广发基金吴兴武自2022年11月4日起管理广发竞争优势混合，此次离任距离其接手该产品约三年半。卸任该产品后，吴兴武名下仍有5只产品，其中4只为医药主题基金，投研精力将更加聚焦核心赛道。
更具标志性的是景顺长城鼎益混合的人事变动。5月9日，景顺长城基金公告增聘柯海东与刘彦春共同管理这只老牌明星产品。刘彦春是业内知名的“消费天王”，管理规模长期位居行业前列，增聘基金经理通常被视为“减负”的前奏或投研梯队建设的信号。类似案例早已在行业蔓延：2025年7月，葛兰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基金增聘赵磊为基金经理；今年4月底，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的基金经理由葛兰变更为代云锋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5月9日至11日，共有26位基金经理发生任职变动，其中15只基金产品发布基金经理离职公告，涉及9名基金经理；53只基金产品发布基金经理任职公告，涉及17名基金经理。4月12日至5月11日，共有535只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发生变动。
“减负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，而是新规压力下的理性应对。”某基金公司产品部负责人表示，“过去基金经理一拖多是公司扩规模的便捷手段，一名明星基金经理挂名七八只产品，募资时好讲故事。但现在一拖多的成本急剧上升——业绩不好、考核不达标、薪酬被扣，甚至影响职业生涯。”
新规硬约束：从规模到业绩导向
4月17日，中基协正式发布《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》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这份文件被业内视为公募基金“高质量发展”在人力资源领域的落地细则，其核心在于全面建立以基金投资收益为核心的考核体系。
《指引》对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提出硬性指标：产品业绩指标考核权重不低于80%，业绩比较基准对比指标不低于30%，三年以上中长期指标权重不低于80%。这意味着季度排名、年度排名的权重被大幅压缩，基金经理必须着眼三年以上的长期业绩。
更具约束力的是薪酬挂钩机制。《指引》明确，基金经理须将不少于当年绩效薪酬的40%购买本人管理的公募基金，且持有期不得少于一年。若基金经理业绩跑输基准10%且基金利润率为负，绩效薪酬降幅不得少于30%。
“过去基金经理管理10只产品，只要其中两三只跑出业绩，就可以在年度考核中过关。现在每只产品都要与基准硬碰硬，且权重高达80%，任何一只产品的拖累都会直接拉低整体考核。”上述负责人分析，“减少管理产品数量、避免精力分散以提升单只产品业绩，已成为基金经理应对新规的理性选择。”
这一逻辑在广发基金唐晓斌的案例中得到印证。天天基金数据显示，唐晓斌管理的广发远见智选基金规模从2025年末的1.94亿元迅速膨胀至2026年一季度末的106.55亿元。或许基于对规模的敬畏及新规下的精力分配考量，唐晓斌在4月21日主动卸任广发多因子、广发价值领航两只产品，将个人在管总规模重新压回120亿元。
连锁反应：中小机构“一拖多”困局待解
基金经理减负潮的蔓延，正在引发连锁反应。首先，整体投研质量有望提升，但短期内可能加剧“马太效应”，部分依赖“一拖多”模式维持规模的中小基金公司，在新规下面临严峻挑战。
“中小机构的人才梯队建设是最大痛点。”某中型基金公司相关人士坦言，“我们过去靠两三名老将撑场，每人可以挂多只产品。但是新规要求业绩硬挂钩，老将只能砍掉非核心产品，但新人又接不住，产品清盘或迷你化风险上升。”
其次，基金经理的流动可能加速。据巨灵财经数据，近30天共有535只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动，这一频率较往年同期明显上升。在“能上能下”的薪酬机制下，业绩持续不达标的基金经理可能选择离职或转岗，而头部机构对优质投研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。
再者，产品矩阵调整压力显现。随着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》于2026年3月1日施行，基金产品需确保名称、投资策略、业绩基准与基金经理能力圈“四统一”。前述产品部负责人指出：“在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调整时，需要考虑产品名称、投资策略、风险收益特征、业绩基准、基金经理个人投资框架、投资风格的适配统一。部分产品需要调整更加适配的人来管理，这也解释了为何近期基金经理增聘、卸任、离职的情况频繁出现。”
业内人士认为，从长远看，绩效考核新规推动行业从“规模导向”向“回报导向”转型，符合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方向。但转型期的阵痛不可避免：如何平衡产品数量与质量、如何培养新生代基金经理、如何防止人才向私募或外资机构流失，都需要行业在实践中探索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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